方圆与盛衰

开拓者 Ex plorer

方圆与盛衰

2007-11-28 吴鑫岩

很多人都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为什么那么多灾多难？”很显然，其答案肯定是多方面的。在这里本人也不辞孤陋，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把铜钱设计反了，由此铸成了千古大错。

“内方外圆”，是我们中国人做事的原则。也就是说，在心里有严格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可是在行为上却模棱两可。反映在社会这一层次上，就形成了有法不依的 “人治”体制。放眼世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形成了各色各样的社会。文艺复兴以后，在欧洲出现了“内圆外方”的社会。其特点是“政教分离”，以“方”的法律来规范社会，而以“圆”的宗教来熏陶人心。此外，在世界上很多地区出现过 “内方外方”的社会；例如，在斯大林和毛泽东统治下的前苏联和中国，以及在阿富汗出现的“政教合一”塔里班政权。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并没有高低上下的差别；但是，木匠出身的耶稣在布道过程中很少涉及社会问题，而默罕默德一边治理国家一边布道，结果就使具有普遍意义的教义与管理社会的权宜之计混淆在了一起。在佛教的背景下还出现了“内圆外圆”的社会，例如，当年达赖喇嘛以“政教合一” 方式统治下的西藏。

从以上这几种社会类型的对比来看，很显然“内圆外方”的社会是最理想的。这是因为“形而上”的精神领域是“圆”的，“形而下”的物质世界是“方”的。“内圆外圆”的社会过于偏重精神世界，结果导致了科技的落后和物质的贫乏。“内方外方”的社会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和凝聚力，但往往因为思想僵化而发展缓慢。在历史上，“内圆外圆”的社会与“内方外方”的社会曾经有过多次“接触”，结果前者总是被后者所战胜。例如，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中亚国家曾经是佛教的地盘，如今都已被伊斯兰教所征服。当然，西藏的“和平解放”也是其中一例。当“内方外方”的社会与“内圆外方”的社会发生冲突时也有强大的战斗力，例如朝鲜和越南战争以及现在正在进行的“反恐”战争。越是在生死存亡的严峻挑战面前，“内方外方”的社会就越有力量。可是，这种力量的代价也是巨大的，生动活泼的生命被冻结在了严酷的教条之中，完全丧失了发展变化的活力。所以，“内方外方”的社会最怕与“内圆外方”的社会进行信息交流。这是因为“内圆外方”的社会有“自我修复”机制，所以可以承认错误和不断革新。与之相反，“内方外方”的社会必须保持完美无瑕的形象，往往自称为“伟大光荣正确”；一旦暴露出了严重问题，在短时间内就会土崩瓦解。前苏联的解体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北朝鲜的转变不久就会发生。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革命把中国从软弱腐朽的“内方外圆”社会改造成了“内方外方”社会，从而使积贫积弱的中国在世界上站稳了脚跟。由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开始了向“内圆外方”型社会的转变。在半个世纪内，中国就经历了两次重大的社会转型，这在人类历史上也许是绝无仅有的，由此而产生的巨大社会张力也是史无前例的。因此，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最根本问题也就是如何“外方”和 “内圆”。前者指的是法制，在这方面胡温新政的意图是很明显的，最近闭幕的十七大也初步看到了“规则”的力量。但是，传统的惯性是十分巨大的，在民间“法制”的意识仍旧十分淡薄。不久前通过的“物权法”是向法制过渡的一个里程碑；如果不借助“金钱”的力量，法制观念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普及的。可以利用的另一个“杠杆”是继承法，如今很多家庭因为遗产继承的纠纷而反目成仇，如此广泛的社会问题正是推广法制的契机。中国的一个特有的“国情”是靠子女养老的问题，据本人所知，这个问题目前在继承法中还没有明确的规定。

与“外方”相比，“内圆”的问题更加艰巨。要使社会和谐，“外方”是远远不够的。美国是一个法制十分健全的国家，很多中国人认为美国人热衷于打官司。可是，在美国生活一段时间就会发现，绝大部分美国人对人对事都十分宽容，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对簿公堂的。一个反例则是公司之间的知识产权纠纷，彼此之间打成一片，结果使专利制度不仅达不到促进和推广发明创造的作用，反而变成了严重的障碍。可以想象，如果社会中没有“内圆”而只有“外方”，人与人之间就不可避免地陷入无休止的“人民内战”。可别忘了，中国人有“窝里斗”的劣根性，个个都武功深厚而出手不凡。这股邪恶的能量一旦释放出来，其巨大的破坏作用是绝对不可低估的，也许这就是中国人选择“外圆”的原因。

易经系辞上说：“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之外”。中国在历史上的灾难，其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文化的落后。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如果我们冷眼观察世界上的文化，基督教文明主要讲 “仁”，伊斯兰教文明则强调“义”；而中国的世俗文化注重的是聪明和忠孝，其结果也必定是虚伪和离乱。当然，中国的上层文化拥有高层次的文明，但是，这个层次太高了，不仅古时候难以推行，如今也推广不了。如果我们留神世界上各种宗教的核心，结果就会发现它们是相通的，最终都归于“形而上”的本体。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这个“本体”就相当于地球上的海洋，而“形而下”的物质则相当于在海上漂浮的冰山。所以，“形而上”与“形而下”具有“母子关系”，也就是 “色不异空，色就是空”。如果我们把自己想象成海上的一小块浮冰，尽管我们来自海水而最终也会融入海水，但是我们的身体所面临的主要威胁还是其它冰块，因此我们的感觉器官就进化成只对“形而下”的物质敏感。同样，人类的语言以及思维活动也主要是用来描述和处理“形而下”事物的。所以这个“本体”不仅处于我们的视野之外，而且也在语言和思维之外。但是，人们还是强要给它起个名字，在基督教中被称为“上帝”，在伊斯兰教中被称为“阿拉” 或“真主”，佛家称之为“真如”，道家称之为“道”，儒家称之为“天”。

近代天文学发现，在宇宙间有形的物质只占总能量的４％左右，而人类对其余９６％左右的存在形式还毫无所知，所以称其为“暗物质”和“暗能量”。从理论物理的最新进展来看，宇宙空间应该是十维，而不仅仅是我们所熟悉的三维空间。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古代所遗留下来的中医和气功，与现代医学和科学走的道路十分不同。她在有形的肉体之上强调一个无形“气场”的存在，而这正是连接“形而上”与 “形而下”的纽带，或者形象地说是胎儿的脐带。但是，在当今这样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人们不禁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海水’对‘冰块’的生存并不带来直接威胁，那我们还管它干什么？”很多去过教堂的朋友大概都有这样的体会，在那里人们不分男女老幼和高低贵贱，大家都平等地成为弟兄秭妹。那样的一种祥和温馨的气氛让我们这些在残酷阶级斗争的血雨腥风中成长起来的人感受至深，此时此刻我们突然大惑不解起来：马克思所要推翻的“人吃人”的社会怎么那么温情？马克思所要建立的人间天堂怎么那么冷酷？唯一的解释就是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形而下”的学说，在它所论述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结构之上还有一个宽广的“形而上” 的精神领域，如今中国所提出的“三个代表”有可能填补这一空白。

中国社会在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是上个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前者推翻了封建制度，后者打开了精神枷锁，引进了“德先生”和　“赛先生”。然而，经过近一个世纪沧海桑田的社会变革，我们从西方请来的这两位先生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潜能。本人窃以为，其原因在于我们没有邀请他们的母亲。“民主”给人的印象往往是议会制度和选举过程，其实这些只不过是“形而下”的形式（外方），其“形而上” 的精髓在于“人生而平等”这样一种彼此认同的信念（内园）。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民主的形式可以各种各样，但是这样的一个信念是不可动摇的。反之，如果大家都把别人当作“异己”，而只是照搬西方的社会体制，结果只会上演东施效颦的闹剧。如今，台湾政坛上的乱象也反映出了“人类同源”的民主制度与“家天下”传统思想的冲突。

“赛先生”在中国的遭遇也与“德先生”不相上下。如今，中国在“外方”的技术领域已经羽翼丰满了；但是，在“内圆”的科学领域总是腾飞不起来。杨振宁最近说，中国人要拿诺贝尔奖还要等二十年。杨先生此言的根据在于科研设备和资金方面的差距，本人窃以为，缺乏科学的精神才是主要的制约因素。如果我们回顾一下科学的历史，就会发现她有很强的宗教情节。早期的科学家，如牛顿等人，钻研科学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的伟大。爱因斯坦不信怪力乱神，但他终生所追求的是发现 “先定的和谐”。爱因斯坦的后半辈子都花在毫无成果的“统一场论”的研究上，很多人对此都十分惋惜，其实这正是科学精神的体现。西方的很多科学家都有教徒一样的虔诚，他（她）们很痴迷也很执着地研究各自的领域，而对功名利禄并不关心。尽管绝大部分科学家一生的工作都无足轻重，但是，正是这种众志成城的精神铸就了科学的大厦。有些人的工作超前于时代，结果一生默默无闻，但是其成果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象爱因斯坦用四十年从事于“统一场论”的研究，尽管以彻底失败告终，但是他激励了当今的科学家在超弦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相比之下，中国的科学家就缺乏这种坚毅不拔和前赴后继的精神，结果造成了科学界的浮躁气氛。

科学的“内圆”也体现在自我否定的精神上。无论多么精妙绝伦的理论，其层次归根结底是“形而下”的，因此只能是一种在有限条件下的一种近似，而不可能是绝对真理。随着人类的实践活动不断涉足于新了领域，由“内圆”到“外方”的过程是永无止境的。中国的科学事业起步较晚，因此“学习”压倒了“创新”。此外，在“内方外方”的政治大气候下，培养出了大量“内方外方”的“科学信徒”。这些人士以捍卫科学的斗士自居，其行径无非是阉割了科学发展的活力。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十年前关于气功科学性的争论，当时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但是最终还是被科学信徒们所否定。当然，气功界的确出现了鱼龙混杂的现象，但是，把珍宝与泥沙一同抛弃则是十分荒谬的。

如今，以基督教为精神支柱的西方社会在很多领域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那么，基督教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呢？如果与其它宗教做一个对比，答案就不难发现。佛教的问题是“太圆”，以至于绝大多数人无法把握。伊斯兰教的问题是“太方”，结果人们的思维受到太多约束。相比之下，在过去的五个世纪内基督教在“方圆”的程度上正好与人类的知识水平相应。宗教对于社会来说，就象儿童自行车两侧的辅助轮（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ｗｈｅｅｌ）。在人类知识水平很低下时，需要把这两个辅助轮降得很低，这样幼儿才能在上面安稳地玩耍。如今，在非洲的很多地区贫穷和战乱交织在一起，其最佳的解决方案就是推广伊斯兰教或实行社会主义。欧洲的文艺复兴把辅助轮调高了一点，从而使人类的思想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由此引发了科技进步和工业革命。如今，人类又到了一个坎，这对辅助轮需要再次被提高。此时，我们只能求助于儒释道了。

佛教的教义分为两个层次：真谛和俗谛。道家也分为两个层次：道与德。同样，儒家也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天心和品德。这前一个层次太“圆”，它在言说和思维之外，因此，在现阶段人类文明水平的基础上还无法推广。所以这三家在“德”这一层次上可以建立起一个实用的精神平台。按照老子的说法：“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是后礼”。中国如果能够从“礼”的层次跳跃到“德” 的层次，实际上就跨越了两个阶梯，那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将会大为改观。以“德” 的层次来看，在时间上人是有三世因缘的，在空间上人们之间是息息相关。如果人类的精神境界不上升到这一层次，和谐世界是不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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